迁徙与偷渡——李景湖
我爸从15岁就开始偷渡香港，经过三次失败。到1979年，他33岁时才成功。去香港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过一种好的生活。我爸去香港这20年，我们那个村现在变成城镇，就是长安镇，所有的土地都变成厂房和住宅。我爸就从香港回来，把政府归还给我们的地用来建成楼房，出租给外来工。再加上村里的年终分红，我爸觉得这比在外面打工生活要好很多，所以就决定回长安了。我12岁随父母离开东莞小镇长安，把户口迁入深圳；30岁时，又放弃了深圳的生活和工作，举家迁回长安。我至少亲历了两次外部环境的爆炸性增长，家庭成员的生存方案也一改再改。这种在变迁中往来迁徙的成长经历，今天在中国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经验。但真正的意义在于，我想通过作品描绘一幅开放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美景，而这种美景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体生命的软弱无能和任由摆布的现实之上的。
《数星星》这件作品使用的瓦片，是自己家里拆除的老屋的瓦片。所有神圣的奇想都还原于冷酷的经济现实，故土成了新的交易。而故土与历史和往事的联系正在迅速地消失，除了这些屋瓦的碎片，再没有别的联系了。我的创作过程，像剪啊，磨啊，拆啊，这些笨拙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合法的暴力手段，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现在不需要一种高难度的偷渡技巧，因为它在现实中并不实用。但是，作为艺术，我考虑的是它和生活的关系，而并不注重手段本身。
作品《扫帚》中，将用于辛勤工作的劳动工具和一种乐器合二为一，用一种新的功能幻想替代旧的实用性状况，并向艺术的作用和劳动的意义双重发问。在这里，人们有必要对实用性的竞争反思。毕竟，发明一把效率更高，扫得更干净的扫帚，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在作品《风铃》中，把一种人们用于自我管制的实用机器（闹钟）拆解，改造成使用自然动力而无实用性的浪漫机器（风铃）。一个是闹钟的铃声，一个是风铃的声音。前者追求精确、紧张，后前追求的却是不确定、无所事事。作品中，将生活越拧越紧的发条终于松开了，争分夺秒追赶时间，似乎变成有点可笑的事情。
没有人能估量出“我爱你”这三个字中隐藏了多少语言的暴力。现实中种种的家庭剧由此而上演。《不要说出来》中，我将一棵树的每片叶子剪成心形。爱是一个让人绝望的词，通常大家认为爱是无私的，所以，它以否定自身作为前提。一旦大家达成这样的共识，就是一旦大家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因为爱，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一无所有。这有点类似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艺术中的爱只是一种观念，而不是我创作的动力和原因。
《粉末》是在2003 年做的，磨碎了一碗米，一个啤酒瓶，一块天花板，一个金鱼缸，一根日光灯管。这种丰富的物质生活让人盲目迁徙，我的愿望是回到起点，对这种生活做重新评价。
[[i] 本帖最后由 梯空间 于 2008-6-19 13:38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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