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艺术发现亚洲
[b]通过艺术发现亚洲[/b]主办：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
主持：黄专
与会者：侯瀚如、严善錞、鲁虹、刘子建、陈侗、郭晓彦、李邦耀、杨国辛、蒋涛、仇钧、刘福松、张景、崔莹、杨勇、马楚、乐正维、徐坦、Tobias Berger
时间：2006年1月13日
场地：主展厅
黄专：“通过艺术发现亚洲”，这个话题跟展览有点关系，也是由展览引发的。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想这个话题？“亚洲交通”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地缘政治或者是地缘文化的话题，因为亚洲这个概念，本身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的产物，就像格林威治时间一样，时间划分都是近代世界化资本主义一个直接的产物。但这个产物现在变成天然的划界方式。时间、空间都是被西方人划分，都是法定的。这种疆界划分，从物理上讲是西方人强加給世界的时空概念。更往深讲，这个概念具有的压迫性还不只在于他为我们划分了疆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体系的划分。如果17、18世纪中国人强大的话，中国人划分世界会用什么样的概念？我估计会用“九洲”这个概念来划分。这种概念如果仅仅是物理的概念，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坏处，因为世界化以后毕竟大家都要标榜。但是这种划分本身，它也有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欧洲和亚洲这种划分当中，隐藏着欧洲人看世界的方式，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域？我们在欧洲人的眼中可能是农业的、落后的，或者是说传统的，或者是说有某种宗教色彩的。我想这种观念不光是物理概念，“东方主义”也好，或者其它概念也好，都是使划分变成政治学的范畴和政治地缘的概念。实际上这种划分，虽然全球化以后，西方对东方，或者欧洲对亚洲和其它“洲”的误解在慢慢消除，但我总觉得它还是以某种新的形式出现，譬如前一段的文化冲突理论，到最近像布什把世界划分为反恐和恐怖主义国家的概念，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洲际”来划分的。从西方的角度来讲，这种洲际概念是有意识形态的色彩。除了欧洲国家以外，其它洲的国家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对“洲”的概念没有太多的意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把放弃某个洲的传统为代价，来认可空间事实。譬如亚洲，不管是从历史、文化、宗教、心理、价值观，或者说和欧洲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同源性相比较，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洲。亚洲长期以来，在西方概念中生成新的文化取向。这种取向本身有进步的因素，但另一个角度，它又放弃了很多东西。而随着8、90年代以后，亚洲经济上所谓全球化的强大，在一体化扮演的位置变化以后，亚洲慢慢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亚洲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或者一体化的文化结合的可能性？或者说寻找亚洲新身份的可能性？它比较强烈的是体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包括东盟的成立，以及最近所谓“东盟十加三会议”的出现，都使西方人意识到，亚洲人在恢复或发现某种 “亚洲性”或“亚洲意识”。我记得在“东盟十加三会议”的时候，《纽约时报》有一个社论，题目就叫“亚洲人发现了亚洲”，这个题目反映了亚洲人在经济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它有没可能在文化思想、身份认可，甚至包括心理价值上，形成一种不是对抗西方，而是在新的环境中，找到一体化的东西？
可能侯瀚如先生会很敏感的发现这种亚洲的变化和世界全球化变化的关系。其实在艺术领域，我想在90年代初，很多地区都在探讨这些问题，但还不是很明晰。譬如95年，在中国有一个半非法的展览，叫中日韩艺术家展览。我和栗宪庭受邀去了这个展览。展览很有意思，是由日本国际艺术交流基金会组织的，当时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东方之幕”，是中日韩三个国家的联展。当然，那个会议没有提出特别理论性的课题，但是这三个国家有它的相似之处，都有一个主观的愿望和直觉。包括在日本的双年展，韩国的三年展可能都在探讨这些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在亚洲所谓的边缘地区。亚太三年展，实际上它也在寻求怎么样使亚洲有一个一体化的文化思想的过程？包括这个展览为什么会是澳洲华人来发起这一个展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反映一个直觉，就是亚洲人有没可能找到自己的方位？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有没可能突出视觉的方式？首先是把亚洲的特点反映出来，其次是通过沟通，找到价值判断相同的东西，或者最后，通过艺术，把亚洲的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问题？
当时皇甫秉惠来谈这个展览的时候，因为我也不太关注国际上的问题，从我的理解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地缘政治或者地缘文化的问题，可以作为中国艺术家和亚洲艺术家共同思考的东西？想了这么一个题目，这也完全是一个直觉。
候瀚如：去年我也很荣幸地被皇甫秉惠请去悉尼参加讨论会。现在所谓亚太地区，从艺术上来说，就好像经济一样，都是非常活跃的地方，就好像亚洲泡沫经济一样，也有好多非常泡沫和好看的意思。
刚才黄专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对。我只是从非常个人的感受来说，越是做这一类的计划，或者研究这样的课题，越要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者非常矛盾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今天，本来有澳洲的或者其它国家的艺术家来，但今天正好只有本地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参与讨论，而实际上很少涉及到广泛的、超越自己地区的范围，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巧合。证明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所谓全球化的世界。同时我也觉得特别矛盾的一点，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这些过去的由于现代主义的历史形成的国家地区或者洲际的划分，怎么能够在今天被重新定义？这当然涉及到一些地缘政治的权利斗争问题，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和心理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忘掉一个东西就是个人。我从私下的角度来说，艺术始终是个人的事情，就好像人的生活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一样。我觉得往往在我们非常兴奋的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一点，在亚洲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形式，特别是在中国这几年非常热闹，但是同时我觉得个人性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是非常矛盾的一点。或者一种个人性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我觉得是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来。这里头涉及到艺术是不是一种工具这样的课题？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被某一种观念体系或者权利体系、文化体系变成一种工具？这个问题可能也应该提出来。最后涉及到一点，就是我最近老在想的问题，就是怎么在一个社会越来越没有反对派或者反对主流声音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把个人放到一个新的反对派的地位？怎么再造反对派？用毛主席的话，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怎么批判的问题。也不是一定要变成敌人，而是就是寻找自我。不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自我，而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心理空间，还有真实的表达。
有一次我喝半醉的时候，胡说了一句，我说中国的当代艺术是“花拳绣腿”，我现在觉得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花拳绣腿”意思是它不是真功夫，当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从感受和总的印象来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处于这样的矛盾、非常良好的愿望和非常尴尬的失去自我的状况。我就想提出这么个问题。
冯博一：刚才侯瀚如谈到的话题，我有句话没听清楚。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越来越没有评判的情况下，作为艺术家怎么去评判？
候瀚如：我意思就是说，艺术实际上是用来干什么呢？如果它是有意识的话，它是在文化上给我们制造差异性的一个足迹，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艺术可能注定是一种反对派的东西。
冯博一：我是觉得，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是缺乏对自我的批判。
候瀚如：这个我完全同意。
严善錞：我觉得这种主题讨论起来非常困难。我想在讨论这个主题之前，其实我们都假设了一个命题，就是说“亚洲是什么”？就像“中国文化是什么”？都给了一个有点像宗教的言教主义最原始的前提在里边。实际上，我们在美术史研究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通过我们的研究和比较，要下一个定义是非常困难的。联系到这个展览，我就想到，我们在谈水墨画问题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类相关的问题。总希望在几个不同的序列之间找一个明确的界限和分别。既然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就要假设一个前提，某一个话题，或者某一个文化，都要给它一个原始的定义。实际上我发现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这是非常不合适的，特别是对艺术这样的事情来说。
因为我这两年都在做一个水墨画展览方面的思考，我就想到一个老的上海博物馆中国画的陈列的问题。我们在讨论中国画的陈列的问题的时候，始终感觉到中国画或者水墨画不是用于陈列，而只是拿来把关。解放也就是50年代初的时候，上海博物馆接手把那批老的中国画拿来陈列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人提出异议――这样的方式合不合适水墨画的陈列？但经过十几年的实验，他们发觉当时上海博物馆的空间是非常符合而且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当时中国画的趣味。所以我想这个展览跟这个主题一样，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时间的考验，而不是我们很简单的用几个辩论人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
黄专：刚才侯瀚如和严善錞讲的是对本体论的焦虑，我觉得这点警惕是非常好的。我想了一下，其实前后有点矛盾。一开始我批判亚洲的地理概念和压迫性，后来我又在寻找亚洲是否有主体的可能性。这两方面也很矛盾。但是从逻辑学上来看，这也没有办法。人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支点。在创作作品时候，的确有很多艺术家被一些问题所笼罩，有的被城市问题，有的被所谓全球化问题，这种笼罩在某种程度上使个性化的部分被隐藏起来。当然我们没有一个标准，一个艺术家可以绝对表达他主观的东西，也可以表达一些跟我们相关的文化概念的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大师还是一般的艺术家，他也很难回避这些问题：哪些成分是表达个性的？哪些成分是对某种问题的回应？
我想问一下侯瀚如，你在做一个展览，关于城市也好，关于艺术形态也好，或者关于边缘政治也好，你在挑选艺术家的时候，你怎样衡量他在作品中的位置？如何在问题中表现主体？
候瀚如：实际上这几乎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习惯提出什么是批评标准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这种批评标准不是可以用很清楚的条例说清楚的，而更多是靠自己经验的积累。当然是经过个人的理论探讨或研究，特别是跟创作的现实、艺术家的现实发生非常私密的关系的时候，才能慢慢形成某种直觉。实际上，这个立场是需要我们能够拥有精神上自由的基础，就是说我们能够按照一种直觉和本能。
黄专：因为个性化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可能指的对象不一样，在表现主义，这个个性是指非理性的主体；在一个波普艺术里面，它的个性可能指的是它的独创性。
候瀚如：我指的是基本的个性化。基本到一种真实的生活，就是你吃一盘菜的时候，你觉得是咸还是淡。基本到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今天的艺术家，尤其是在亚洲的艺术家，因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多，很热闹，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因为老喝可口可乐就把自己的胃口或者把舌头給搞坏了。那么，怎么回到很原始的很基本的东西去？
黄专：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悖论，譬如像后感性这类东西，很多关于感官的或者身体的，没准它也是这么个目标，但它又成为一个艺术的类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很为难。
候瀚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感官或者后感性的东西，我想说，如果你是观念主义艺术家，你是彻底知道你是研究感官的；如果你是对非常血性的东西感兴趣的话，你是真正进入到血性。所以这个并不是划一条线说感官性的东西就是好，我是说真实这个概念。
黄专：真实就更加不能说清楚了。
候瀚如：当然，艺术本来就说不清楚。有一点很重要，做展览策划，我尽量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够把一个展览想成自己理论的插图。说到底，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给予艺术家一个个人表达空间的工作，或者营造某种可能性的工作。
黄专：我很同意你的判断，现在有一种肤浅的国际主义，就是作品风格特别国际，这样反倒掩盖了很多东西。譬如水墨画的领域有很多，在个性和战略上，中国画怎么走？
鲁虹：谈亚洲实际上是西方给定的一个概念。这个展览非常矛盾。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西方给定的框架里面找一个亚洲的独特性，这是不是成立？我是在提问题。
【注：部分发言因录音质量问题未能整理出来。未经发言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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