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我和社会交换的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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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徐冰，198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开始创作作品“析世鉴天书”，于次年在中国美术馆“徐冰版画展”上首次展出，引起文化界关注。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新大学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Award）。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年以中国书法为基本元素的平面作品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新作“地书”以新媒体互动方式在纽约MoMA展出。同年，全美版画家协会授予徐冰“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
前不久低调上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旅美艺术家徐冰在谈及自己的这一职业选择时，这样说道：“仅仅依靠模糊的身份背景进行艺术活动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正处于一种令人目眩的阶段，这种特定阶段下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极其前卫、极其理论，十分适合艺术的成长。所以，我要回来。”
[b]价值一堆破烂能卖好多钱关键在提出人类需要的思维[/b]
早报：你的作品一直有很强的入世倾向，包括对文化现象的批判。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不会在经济上有压力吗？现在回国办展览的次数也不多，这对你的艺术发展或者说生活没有影响吗？你完全无视这些世俗的标准吗？
徐冰：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清楚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社会上充当什么角色，你是干什么的。首先就是要搞清楚和社会的关系，怎么样在社会生存，为什么你有房子住，有饭吃，你用什么和社会交换。
你不能说我是艺术家别人该给我吃面包，因为我是艺术家，我做什么都是有价值。我也想过别人为什么买我的作品。那就是一堆破烂，物质的东西是很便宜的，但是为什么能卖那么多钱？别人为什么重视我的作品，愿意出那么多钱？美术馆愿意收藏？其实买的是通过你的作品提示的一种思维。这个思维是对社会有益处，对人类有启示的。那个东西我认为真正是我作为一个人和社会交换的东西，并不是我的技术多好，或者说我的画多漂亮———所有东西都不是，唯独你是不是可以提示出人类需要的思维，是独特的。是否值钱，都在那个东西上。可能艺术家需要靠展览生存，但是一个工作的人可以不靠展览生存。当然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社会说你是艺术家。其实不用考虑你是一个艺术家。我有我的生活和家庭，不在乎头衔，但是你从事的工作还是艺术家的工作。本质上，办不办展览不会对生活质量有影响，最终要看你这个人一生的工作，看你到底给人类提示了多少有价值的思维。而不是你在艺术界多热闹，或是你参加多少的什么规格的美术馆的展览，参加多少双年展。这些都是当今流行艺术圈的标准，或者说大家鉴别一个人的艺术水准和程度的最方便的方法。
[b]性格把别人搞得很累其实自己也弄得很累[/b]
早报：中国这么多当代艺术家表现方式特别吃力、玩命，你为什么能做得这么轻松，创意这么丰富，让人眼睛一亮？
徐冰：我的作品看上去有些轻松，做起来挺费劲的。9·11的灰尘，其实看上去很轻松的一个作品，想法上简洁，很多人说四两拨千斤的感觉。费劲说的是技术实现，整个程序确实挺繁琐的。烟草计划，要有耐心，像学者一样去找很多东西。比如做很多展览和装置，设计了一个桌子，给他们草图和设计，做得差不多了，我一看觉得不舒服，肯定跟我的草图差一点，几厘米。就为了这个，我会请他们改，折腾。这是艺术家的病。我就是那种，哪怕好一点点，费多大劲我都希望能够好一点。他们都说徐冰这个人要求太完美，把别人搞得很累。后来我意识到很多东西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流动中，认真做比较有意思。我不是那种特别灵巧机智、很聪明的人。我其实是一个很费劲的人，和自己折腾。我喜欢做挑战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有一定难度，它倒可以调动你的潜力、热情和能量。我其实还是属于那种特别满足“此刻”的人。工作起来面对那种难度，会有一种愉快。我有时候很贪图这种东西。实际上，后面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需要去处理。我特别满足于或者说贪图“此刻”的享受。有一次在敦煌，我就体会到这点。当时有过一个上东京念博士生的机会，日语没考好没有去成。后来我去了敦煌，画石窟，我很喜欢画风景素描。当时在沙漠里，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愉快，当时就想幸好日本没有去，要是去的话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b]生活太喜欢和女儿在一起我编故事想让女儿画插图[/b]
早报：你之前说，你的生活并不好，能说说吗？
徐冰：其实我一直蛮辛苦，因为我喜欢工作，又太喜欢和女儿在一起。她太可爱了。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好过。很少去参加派对、开幕式。我们会收到很多很多邀请。但是只要在纽约，我每天就呆在工作室，住在工作室楼上，和助手在一起。除了工作时间，主要就是和女儿在一起。回国办展览的次数不多，差不多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做展览有点厌烦。再一个，就是我个人生活的变化。我现在很多时间和女儿在一起，因为女儿六岁，这个时候很重要，她是小的生命，孩子的一天和一个小时都是不一样的。她爱听故事，很多时候，她精力很难集中，我一讲故事她特别专心，那些故事我随时就编，编完还觉得挺有意思。我就记下来。她爱画画，画得挺有意思。我想出本书，我编故事，用她的画做插图。女儿跟我在一起时，我又当爹又当妈，我得照顾她，出门受限制，出去以后很短时间得跑回来。而且你还要让她成长，包括花很多时间给她找幼儿园，找小学。在纽约，进私立学校很难，就是有钱也没有办法，竞争太厉害，有钱人很多，有个很势利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要看孩子的父母。包括贝聿铭的妹妹都在帮我，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b]作品新项目在非洲两美元可以种十棵树[/b]
早报：除了《天书》《地书》，你还说起过在非洲也有个项目。你以前去过非洲吗？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地很多东西会激发你的灵感？
徐冰：以前没有，因为这个项目去了一次。我到了肯尼亚，发现在那里的山上，森林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跟森林的存亡有直接关系。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教科书，用不同的文字表示树，就几页，适合小学儿童学习。我们和肯尼亚的几个小学建立关系，把这个教科书从网上传过去，打印出来以后来，教孩子们制作小小的绘画。他们的绘画都会在网上展示、拍卖和被收藏。这个计划就叫“木林森”，就是这个“木”字在慢慢生长。两美元在肯尼亚就可以种十棵树，如果死了五棵还剩五棵。两美元在美国就是一个地铁票，确实不算什么东西。我也会做一些比较大的作品，从孩子们的这些树的形象上来，也有展示，这样可以让收藏孩子们画的那些人觉得他们的作品是有价值的，而且会升值。其实我是在设计一个自循环的系统。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可以让这些钱，从富裕的地方自动流到肯尼亚用来种树。这个系统我觉得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个是它利用了经济的落差，另外一个是利用了现有的网络、股票运作和电子银行转账汇款的系统，希望对肯尼亚森林的回复起到实际的作用。
访中央美院副院长徐冰:中国比美国的舞台更大
徐冰,祖籍浙江温岭，1955年生于中国重庆，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开始创作作品“析世鉴天书”，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徐冰版画展”上首次展出，引起国内外文化界广泛关注和讨论。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新大学邀请做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Award)。2003年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以中国书法为基本元素的平面作品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新作“地书”以新媒体互动方式在纽约MoMA展出。全美版画家协会授予“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2008年1月8日中央美院对外宣布，徐冰同志任副院长。记者：首先祝贺您担任中央美院的副院长，能否介绍您分管工作和一些战略规划或计划？
徐冰：我主要分管国际交流、艺术创作和科研等和学术有关的工作。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美院对我有很多的期望，我当然会尽力为美院和学生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我去美国很多年了，国内的发展特别快，而且美院这些年也发展得很快，现在有6个学院了，发展快，工作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有很多改变，现在我主要是多了解情况，对中国和美院多些感觉，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记者：这次回国任职是不是影响您的艺术创作？
徐冰：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担心。只要把美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肯定会影响我创作的时间。大家可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职务？这不能从时间得失上来考虑问题，例如我可能创作、展览少了，但是一个艺术家的水准不是由展览多少和创作数量来决定的。我过去在国外做过很多的展览，有时一年会做30个展览，那时候很忙，忙于个展、联展,双年展等。现在觉得没有必要做那么多展览，好的艺术家应该是思想型的人。美院有这么多的学生、有诸多学科，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老师，能给我的艺术思维
带来有价值、有启示性的东西。一方面，我过去在美院教过十年的书，教基础素描，我对教书有兴趣；另一方面，在国外的时期虽然很忙，但我还会抽时间去做很多讲演以及和研究生交谈等等。教书是教学相长，学生没有很多固定的概念，反倒有很有意思的想法，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有经验的教师能看到其中的价值。我回国后，可以说仍然是独立的，参与到工作中，能帮助我卷入社会的进程中，获得的益处比时间损失的多少更重要。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带来的文化多向性、不确定和可能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在新的文化价值基础上来实现的。中国这种形态就是一个现代思维大的实验场，最适合新艺术的生长，我很看中这些方面。中国这种环境有很多刺激元素，17年前我去了美国，那时没有太多想法，想搞现代艺术，去就去了，做很多作品，也受到了重视，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我个人本事多大，实际上是使用了中国哲学的智慧,并借助了国际上兴起的多元化思潮，但是，我有时想，往后十年，在纽约工作和在中国工作是截然不同的，毫无疑问在中国工作，舞台更大，而且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里获取的营养也会更多。十多年前我去了美国是个正确选择，这次我回来，我想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记者：这么说来，这次回来，是不是只是为了您的艺术？
徐冰：也可以这么说，为了我的艺术，但我的艺术是和美院连在一起的，我做得越好，对美院也越好。我除了艺术，其他方面都是比较低能的，美院做行政工作比我强的人多得很，每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的长处是对艺术的认识和实践上，还有我独特的角度和特殊的经验，这是我能给美院带来益处的部分。
记者：这次回来，是否意味着您将不再离开美院了？
徐冰：现在谈离开不离开，没有我过去去美国那么严重，那时侯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现在国际交流远远比那时侯活跃得多，到哪工作都一样。我工作得好，对美院有益，是我希望的。现在这个社会都是往前走，很难做充分的计划，这也是现在时代的魅力之处，我想，我的利益和美院的利益是一致的，有了这个前提，我对前景是乐观的。我没有别的贪图，也没有考虑金钱利益。我时常在想，我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能给美院带来益处。
记者：您是少数能进入西方主流博物馆展览、作品被收藏而且获过大奖的艺术家，您觉得您的成功之处在哪里？您认为您作品哪些方面最能打动西方人？
徐冰：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把在大陆创作作品带去了，如“天书”“鬼打墙”等，他们就在美术馆给我做了很大的个展。我觉得在西方发展并不是那么难。他们觉得我的艺术概念、思维范围比他们要宽泛，对他们有震撼、有作用。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效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智慧到创作中去，这是我们的力量。尽管当时的中国艺术在国际上没有像现在这么受到关注。
记者：国内有一些人对您创造的英文方块字提出质疑，甚至认为您是在讨好西方人？
徐冰：做什么事都被认为是讨好西方?这反映了一部分人总也去不掉的民族自卑心理。在国外有人问我:“英文方块字是不是中国人看了会特别不高兴，你把中文变成了英文?”我说:“实际上，中国人很高兴，因为我把英文变成了中文”。问这问题的西方人一样,总带着廉价的优越感和殖民心理。如果我讨好，就应该用英文来书写；如果为了满足他们的文化猎奇心理，就给他们纯正的中国书法好了，完全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去讨好。创造英文方块字和我在两种文化环境之间生存有关系。它们是戴了面具和伪装的文字。面对它们你必须寻找新的概念的支撑点理解、因为现有知识概念和传统视角没有这种东西。
记者：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已经过千万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已远远超过了西方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
市场有没有泡沫？
徐冰：这是个好事情。对艺术家个人、对中国国际艺术市场的形成，让国际艺术界了解中国都是很有帮助的。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未必是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价值，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崛起的价值，里面包括了中国社会新现象的价值。有没有泡沫，我很难说。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到了高点就会往低走，低了就会走高。按西方艺术市场规律也很难判断，因为中国的现象很难用国际经验来衡量。
记者：您最看好哪些中国当代艺术家？
徐冰：看好整个大的群体，很难说哪个艺术家、哪件作品是最好的。中国和国际的当代艺术都是很年轻的，带有不成熟性、不确定性。还没有成熟，自身就在瓦解和转化，中国的当代艺术更是一个不确定的系统。
记者：能否介绍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
徐冰：长远看，做一个好的艺术家，需要从中国的环境里获得很好的养料和更多的思维资源，很多作品都是介于艺术和非艺术的东西，是工作的结果。一些项目还在进行，如《地书》项目。这个项目和当代社会国际化进程很有关系。肯尼亚《木.林.森计划》将于2009年完成，和联合国有关系，借助艺术家的创作来推广提高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缓动电脑工作台》在做第四个版本，进入了很有意思的过程中，还有待继续深入下去。
插队到去美国，都是在美院，读书、教学等。我喜欢美院传统中的一种学风——崇尚高品位、崇尚人格、崇尚学术。吸引我的还有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在当时很有限的艺术空间里作出的，但就在这有限空间里，他们在最大程度上发展了“艺术”。这种态度是极有价值的。如果谁能把这种态度与今天巨大的创造空间用好,那才了不起。
这些年来，美院建立了不少新的学科。这些学科蕴涵了极强的当代艺术的因素和成分，也是美院未来可以发挥重要的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呢？社会和科技发展特别快，自然带动了实用艺术的蓬勃发展，只要和社会发生紧密的关系，艺术才能健康、活跃。实际上，很多新文化观念、新艺术,创造力是通过这个渠道带动的。另外,美院的新学科发展那么快，是因为美院的传统优势有关系。我不把传统艺术、纯艺术、实用艺术等对立起来看，我觉得这些都是相互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实用艺术中蕴涵的实验含量、创造性含量未必比实验艺术、纯艺术要低。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角度对，就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也是吸引我的。
记者：从您正式踏入当代艺术以来，您认为您的艺术经历了哪些风格的变化或是思想内涵的转变？是什么机缘带来这些深刻的改变？
徐冰：艺术风格应该由别人来评价。我从小理想就是上美术学院，1977年如愿以偿了，当时大家也公认我从传统到继承都很出色。随着对艺术的深入探索，慢慢地综合了很多当代的因素。当时很多先生不理解，认为一个很有希望、又红又专的艺术家，怎么误入歧途了，走歪了。没多久，我就出国了。在西方，我为什么很快受到重视，和当时哲学界探讨的问题有关系。我的作品从一个特殊角度切入了这个主题。
一些人问我是不是看过这些西方哲学家的理论，恰恰相反我对西方的方式并不适应,我是东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这套方法倒是习惯的很，给了我智慧的启示,帮助我参与到当代艺术中去。但参与多了又看到它的问题，又主动与它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后来的作品等于是在不同领域之间的工作，看起来越来越不像艺术，或者像社会公益、科技发明活动等等。这些作品从表面看呈现出平易近人，街头化、大众化、平民化等特征。只当你进入其中才能意识到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当代艺术现在走入一个窄道里。只有从其他领域，才能为它带来新的血液。我现在完全不考虑我的工作是不是“艺术”，只要工作是有创造性的、对人类有益处，我就会认真去做，艺术越来越渗透到各个领域中，例如好的发明创造的要求和好的艺术的要求是一样的，比如对当代发明的要求一是,对人的思维有启示性、二是,原创性、三是,实用性，前面两点也是对艺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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